地球最南端的中国影响力 圣克鲁斯河水电站的曲折故事-pp电子游戏

地球最南端的中国影响力 圣克鲁斯河水电站的曲折故事

  广袤无垠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从埃尔卡拉法镇沿着阿根廷湖向西行驶不到100公里,佩里托莫雷诺冰川耸立,巨大的冰块落入冰川,沉闷的爆响在数公里外回荡,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总面积在增长而不是减少的冰川之一。从埃尔卡拉法镇沿9号公路向东行驶,棕褐色的圣克鲁斯沙漠边缘被涂成灰蓝色,原本的寂静被车轮碾压碎石的“哔哔”声响和车轮卷起的尘土打破。忽然,一面中国国旗和“世界能源,中国能建”的标语牌映入眼帘,下方cggc的英文缩写表明(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是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世界的最南端修建水库——“基什内尔总统大坝和塞佩尔尼克省长大坝”(简称“基塞”水电站)。

  圣克鲁斯河是一条冰川河流,融化的冰川注入阿根廷湖,河流蜿蜒穿过整个圣克鲁斯省385公里流入大西洋。利用圣克鲁斯河水发电,是阿根廷和圣克鲁斯人半个多世纪的梦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阿根廷就有修建水电站的动议,到1970年代,原国有公司agua y energía 着手开发圣克鲁斯河水电站,但该计划并未取得成功。1980年代在美洲开发银行(idb)的资助下,阿根廷水利专家编制了圣克鲁斯河水电一体化利用方案,但终因投入巨大也未能实现。这座水电站除了要建设两个大坝外,还要建设输变电线路,因为水电站与电力消耗中心至少有2000多公里以上的距离,所以水电站的建设被十届联邦政府一次次地系统性降级,直至最后的搁置。

  修建圣克鲁斯水电站迎来实现梦想的契机源于中国。2004年阿根廷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政策银行与商业银行向阿根廷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贷款171亿美元,阿根廷成为中国在拉美投融资的第四大目的国,这些融资贷款成为阿根廷政府近二十多年来修建基础设施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比如正在修复中的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和正在建设中的“基塞”水库。

  

  美丽的阿根廷圣克鲁斯河-资料图片

  “基塞”水库由两个大坝组成,分别是基什内尔总统大坝和塞佩尔尼克省长大坝,两座大坝相隔65公里,截至2021年6月,总统大坝完成总工程量的19%,省长大坝完成27.1%。虽然大坝还在建设中但已名声在外:并不是因为水库的装机容量特别巨大而令人瞩目,以1760兆瓦装机容量其仅在阿根廷排名第三(之后被更改为1290兆瓦),建设在阿根廷和巴拉圭之间的巴拉那河上的亚塞雷塔大坝(yacyretá dam),是由跨国公司运营的阿根廷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3100兆瓦(中国三峡为装机容量2.25万兆瓦,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1.4万兆瓦。),而是因为水电站自开工以来已经被四次更名,2015年一纸总统令使这个总投资41.7亿美元的工程暂停了22个月,而规划中的整个工期只有五年。

  令世界舆论哗然的是时任总统马克里阻止工程的理由: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水力发电在获取能量的最佳方式中排名第20名。也就是说,世界上有19种比水力发电更可行、更清洁和更便宜的选择。众所周知,水力发电排在可再生能源的首位,这是常识。

  当这个项目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下令停工的马克里左右为难?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在2017年重新发放开工令?当水电站项目的奠基人、时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在四年后以副总统身份重返阿根廷政坛时,她为这项工程的延误算了一笔什么样的经济与政治账?

  结论是,从圣克鲁斯水电站起起伏伏的磨难中,每一个问号的后面都隐藏着中国的身影。这个水库的故事使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既可衡量也清晰可见:如果有人想知道“一带一路”在拉美所做的一切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谁被它影响或者什么已经被改变,从这个阿根廷水库项目可略见一斑。

  一个水库的四次更名

  2019年2月记者采访中阿最大的水库合作项目时,项目副总经理袁志雄管这个项目叫“孔拉水电站”,这是电站的两个大坝 “孔多克里夫大坝和拉巴郎科萨大坝”(condor cliff & la barrancosa)的简称,它也是孔拉水电站2007年最初立项时的名称,后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缺乏资金而被取消。

  “孔拉水电站”是2012年4月项目第一次招标时的名称,当阿联邦政府与圣克鲁斯省签订框架协议时,指定由圣克鲁斯省负责工程设计、招标以及环境评价等事项,源于前任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在1991年-1999年两次当选圣克鲁斯省省长,所以圣克鲁斯省将孔拉水电站的两个大坝更名为“基什内尔总统大坝和塞佩尔尼克省长大坝”(néstor carlos kirchner & gobernador jorge cepernic),基什内尔于2003年至2007年当选总统(2010年去世),塞佩尔尼克是曾推动大坝建设的圣克鲁斯省省长(2010年去世)。人们将“基什内尔总统大坝和塞佩尔尼克省长大坝”简称“基塞”大坝或者“基塞”水库。

  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阿根廷时,与阿根廷时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她是前任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的妻子,2007及2011年两次总统选举获胜。)共同见证《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和投资事务合作框架协议》、水电项目融资协议的签署。“基塞”水库是签署融资协议时的名称,协议上有习近平主席的签名与印章。

  在签署融资协议的第二年,2015年2月4日,“基塞”水库动工,这一年是阿根廷总统大选年。2015年12月10日,毛里西奥·马克里以微弱优势击败克里斯蒂娜担任新一届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就任总统的第二天,阿能源部召集业主宣布暂停“基塞”水电站项目的施工,理由是对项目可行性以及可能做出的调整变更重新进行研究。此时,中资银行已经为工程支付了第一笔贷款。

  “基塞”水库的“调整变更重新研究”从那天起延续了22个月,按照合同,这两座大坝的整个工期为五年。在项目被暂停的第20个月,2017年10月31日发布第882/2017号总统令,宣布恢复水库大坝的原名——“孔多克里夫大坝和拉巴郎科萨大坝”,“基塞”水库又变成了“孔拉”水库,至此,这个水库经历了第三次更名。总统令明确规定:未来由“联邦政府决定国家公共工程的名称”,以此表明省级法律更改公共工程名称是不合适的。

  2019年2月5日,记者在圣克鲁斯省省会里奥加耶戈斯市采访了省长艾丽西亚·基什内尔 (alicia kirchner),她是前任总统基什内尔的妹妹,也是克里斯蒂娜总统的小姑子。她平静地对我说,20天前(1月15日)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了水电站现场并作了讲演。之前我已经看到他俩在大坝前的合影,这是马克里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克里斯蒂娜总统象征的水电站。马克里在讲演中承认,这个工程是解决阿根廷能源“非常重要的一面旗帜”。促成这次访问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的一个因素是,2019年是阿根廷新的大选年。

  但是马克里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失败了。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以副总统的身份回来了。在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59天,2020年1月 28日克里斯蒂娜回到她丈夫的家乡圣克鲁斯省,访问了这座她12年前推动并实施的大坝工程。上任后一直保持“低调”的克里斯蒂娜以参观圣克鲁斯大坝的方式,既表示对上届政府将大坝停工两年的不满,也向中国政府传递继续加强中阿两国合作的信息。

  人们注意到,报道克里斯蒂娜圣克鲁斯之行时,大多数阿根廷媒体将大坝称为“基塞”大坝而不是“孔拉”大坝。事实上,费尔南德斯总统于2021年6月15日才发布第389/2021号总统令,他将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名字归还给了圣克鲁斯大坝:圣克鲁斯河水电开发项目的公共工程恢复为“基什内尔和塞佩尔尼克大坝”。

  一个尚未建成的水库大坝名称被四次改动,初看是马克里不希望在阿根廷留下政敌的任何痕迹以及克里斯蒂娜胜利阵线/正义党收复失地的坚持。如果大坝最初不是以政治家基什内尔命名,比如叫“马尔维纳斯群岛”甚至是“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恐怕没人有兴趣改变它的名字,也不会发生在一个名称上的拉锯。一位阿根廷人对记者说,这绝不是一个名字的问题,水库大坝建设的资金来自中国,亲美国的马克里不愿意看到阿根廷与中国交往的印记。问题是,中国在阿根廷的印记或者是影响力能够抹掉吗?

  中阿关系是阿根廷“真正的国策”

  1972年2月19日,中国和阿根廷建立了外交关系。1977年,两国政府签署了第一份贸易协定。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外交政策的核心遗产。在克里斯蒂娜任总统的8年(2007-2015)期间,是阿根廷与中国走得最近的时期,阿根廷成为中国企业大举进入拉美市场的演练场:中国极大地扩大了与阿根廷的贸易,帮助阿根廷政府渡过难关,为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购买了诸如大豆等农产品,两个国家的命运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根据中拉金融数据库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向阿根廷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贷款171亿美元,阿根廷贷款数量排在委内瑞拉(622亿美元)、巴西(297亿美元)和厄瓜多尔(184亿美元)之后。中国为什么与拉美国家走到一起,这是源于一项基本的判断,即拉美国家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全球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拉美依靠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国家处境岌岌可危,中国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2010年7月,克里斯蒂娜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签署了总额为1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合同。该协议规定,中国将投资维修和翻建阿根廷现有铁路,并从中国北车集团(现北车与南车合并为中车集团)购买货运机车,并投资北贝尔格拉诺与南贝尔格拉诺铁路的改造。

  2012年6月,在克里斯蒂娜的另一次访华期间,中阿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以制定关于能源、矿业、农业和运输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这次访问中,两国开始就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谈判。

  2014年7月,在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根廷时,两国签署了《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和投资事务合作框架协议》,在签署的19项协议中,包括圣克鲁斯水坝建设融资和贝尔格拉诺铁路修复项目等。此外,两国央行签署了1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以保持阿根廷汇率体系的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这项协议是在阿根廷“秃鹫基金危机”和宣布技术违约期间签署的,当时世界金融系统关闭了通向阿根廷的每一道门。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克里斯蒂娜痛斥秃鹫基金说:他们花了4000 万美元购买了债券,从购买债券的那一刻起就在窃喜,他们将获得以美元计算的利润超过1300%,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为金融业提供更多利润而不是投资生产和技术的利润,新兴经济体难于获得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生产和创造就业的项目。谁能帮助这些在资本挤压下正在退出的新兴市场国家?

  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克里斯蒂娜不仅主动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根廷,她还向习主席提出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修建阿根廷两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一个是圣克鲁斯河上的水电大坝,另一个是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这两个项目是提高阿根廷经济竞争力最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关乎国运的重要项目。后来,克里斯蒂娜总统在习主席访问阿根廷的欢迎晚宴上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而是阿根廷的一项国策。”

  克里斯蒂娜不仅对中国怀有感激之情,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十分认同。只要谈到中国,她总是例举中国与阿根廷70年间向不同方向变化的例子。她说:1949年毛泽东主席抵达北京时,数千万饥饿的中国人吃不饱饭。而1949年的阿根廷在拉美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我们能够生产火车机车、飞机、汽车和轮船。但是,今天的阿根廷由于内部的问题使国家的公共政策缺乏连续性,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去工业化,现在只能从中国购买火车机车。相反,中国则以国家的发展目标制定中长期规划,让全体人民追随伟大中国的目标为事业,使得中国已成功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全球玩家。中国教会阿根廷人,实现国家目标的毅力和信念,要去克服逆境中的困难,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对水电站大坝的质疑

  2015年马克里赢得阿根廷总统大选时,他继承了前任克里斯蒂纳总统的一项政治遗产:阿根廷与中国签署的20多项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阿根廷近20多年来最大的项目。马克里在竞选时就多次向选民承诺,若赢得大选要改善阿根廷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也将审查阿根廷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与合同。2015年11月22日宣布马克里竞选获胜当天,克里斯蒂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信息或者是个警告:“肩负起领导国家责任的人应该知道,阿根廷共和国在多极世界中的正确位置。”

  马克里对此置之不理。2015年12月28日,阿根廷媒体传出了一个重磅消息:马克里在总督府一次私人会见中承诺将“停止”圣克鲁斯水电大坝工程。这篇《圣克鲁斯大坝:马克里将停止建设》的报道还披露了诸多细节。被会见者是美国商人道格拉斯·汤普金斯的遗孀克里斯·汤普金斯,她已故去的丈夫是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户外运动品牌拥有者,也是圣克鲁斯省1.5万公顷(22.5万亩)土地的拥有者。他们共同建立了ngo组织“巴塔哥尼亚土地信托基金会”(后更名为conservacion patagonica),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公园绿地。

  正是在这次会见中,马克里谈到: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大坝(水力发电)在获取能量的最佳方式中排名第20位。也就是说,在圣克鲁斯水电站之前有19种更可行、更清洁和更便宜的能源可以选择。之后他肯定地说:“我们将试图阻止他们。”事实上,在马克里宣誓就职的第二天(2015年12月11日),圣克鲁斯水电站项目部就已收到阿根廷能源部发布的工程“暂停”的指令。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再次将阿根廷政党、社会伤痕累累的伤口撕开,就是否修建圣克鲁斯大坝形成抨击者与捍卫者两股力量。

  抨击者的队伍中以ngo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为先锋,也包括某些国际石油公司,总之,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国际资本所支持。他们认为能源规划以及由圣克鲁斯省组织的环境评价存在严重错误,包括:第一,大坝的建设可能会对圣克鲁斯河及其生态系统造成环境破坏,尤其是作为冰川国家公园一部分的佩里托莫雷诺和乌普萨拉冰川,以及阿根廷湖和周围的冰川;第二,圣克鲁斯河生态系统及其受水库蓄水影响现有的生物物种;第三,5000名工人的营地以及施工容易使土地受到污染,等等。

  正在施工的圣克鲁斯大坝-资料图片

  而捍卫者提出了“捍卫就业、捍卫阿根廷工业和捍卫能源安全”的口号。政治家谴责马克里,宁可重视汤普金斯夫人认为大坝会对圣克鲁斯省造成环境破坏的意见,而不愿意尊重圣克鲁斯省的立法(在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的第2658号圣克鲁斯省法令第 5条和第8条框架内),也无视由水利、地质专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居民举行公开听证会的结果(圣克鲁斯省环境部副部长于2015年12月9日针对大坝建设举行的公开听证会)。而水利专家则给马克里上课:水电约占世界总用电量的16%,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几乎是所有其他来源(地热、太阳能、风能、其他可再生燃料和生物燃料)总和的6倍。他们质疑马克里总统:世界上哪个国家做到了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核能和水力发电?并公开向马克里索要19个优先于水电清洁能源的清单。

  2016年12月阿根廷最高法院裁定该项目停止,而实质性的停工令执行于2015年12月。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负责该水电项目的常务副经理袁志雄说:2015年12月28日,阿能源部召集业主开会,明确告知工程施工要暂停检查,虽然这不是文件下发的终止令,但是停止施工就不会支付工程款,事实上就是停工。在长达22个月的停工时间里,马克里政府致力于完成新的环境影响评估,阿最高法院定于2017年7月20日在国会举行“圣克鲁斯河水电利用”公开听证会,让所有有关各方都能表达自己的立场。

  两天的听证会有100多人发言。参与者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强烈反对该项目的群体,包括由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圣克鲁斯河”联盟代表、当地居民和土著人代表。第二类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包括政府官员、电力公司、能源协会、工会、圣克鲁斯省省长和其他来自赞同圣克鲁斯大坝建设的支持者。在这两个团体之间是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大学的教授,他们意见比较一致:在圣克鲁斯河修建水电站不会影响冰川活动,但它确实影响了周围的生物多样性。阿参议院临时议长费德里科·皮内多主持了会议并告知,两院能源和环境委员会的成员将开始评估所听到的一切,然后将结果提交给行政部门,那时马克里将不得不对该项目做出最终决定。马克里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全世界无论在哪个地方建设水电站都会遭到某些团体的反对,原因是如何理解环境影响研究的非对称性。一个好的环境评价应该包括动植物、社会制度和人类发展,并在他们之间寻求平衡,而找到环境与社会的平衡点取决于什么是国家的优先目标。圣克鲁斯河年平均流量为700m^3/s,其水流量的量级在阿根廷国内排名第二,开发水电道理上也没问题,因为阿根廷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家。环保者们讨论问题时会将重点放在环境受到威胁的语境中,往往忽视社会中人的需求。例如,这项工程可以创造5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关键是能够促进地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也可以使经常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得到恢复,还能满足灌溉、人类消费和工业用水的需求。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讨论议题时不掺杂不同党派间斗争的因素,政治家考虑一项工程对自然环境与社会影响的利弊并作出决策并不难,当然这也取决于党派间的斗争与国家利益孰重孰轻的选择。问题出在这项工程有中国融资的背景,善意者曾经提醒马克里:“大坝对圣克鲁斯和阿根廷意味着社会、经济和能源效益,以及与世界上第一强国的战略关系,这个国家为阿根廷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近130亿美元承诺投资(许多已经招标)。”没人知道马克里在作出停工决策时,党派因素、美国因素以中国因素的权重各占多少,如果是一个将捍卫国家发展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总统,他的一项决定将带来与一个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的国家发生争端,他肯定预判了即将到来的严重后果。马克里将做什么样的抉择?

  马克里不能对中国说“不”

  当阿能源部召开会议向业主宣布圣克鲁斯大坝工程暂停时(2015年12月11日),中资银行已经支付了第一笔款项约9.5亿美元。中国的回应来得很快,2016年3月10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法务部律师致函给时任阿根廷财政部长阿方索·普拉特·盖伊(alfonso prat-gay),要求详细说明基什内尔大坝(kirchner-cepernic)和贝尔格拉诺货运线(belgrano cargas)协议执行的未来。这封信写到:“基什内尔-塞佩尔尼克大坝和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项目,是中国政府在阿根廷推动的重大项目,是与阿根廷政府签署的协议,大坝项目的每一项支付协议以及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项目的协议都包含交叉违约条款。”在此信件之前,国家开发银行一位副行长专门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克鲁斯进行实地调研。

  按照《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和担保协定通则》对“交叉违约条款”的解释:“如果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在其他借贷合同项下出现违约,此种违约情形也将被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并且本合同的债权人可以对该债务人采取相应的反违约措施。”中国政府与阿根廷政府签署的一揽子协议,包括所有中国公司签署的不同项目的不同协议均在交叉违约条款内,如果大坝项目停止或者信贷下降,将连带影响到中国在阿根廷其他项目的融资,比如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美国彼得森研究所(piie)和全球发展中心研究了100多份中国银行与各个国家签署的贷款协议后发现,“这些合同采用了创造性的设计来管理信用风险与克服执行障碍,中国的国家银行展示了强大且精通商业的贷方能力”。

  就在大坝项目陷入暂停期间,2016年中国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不满。这个消息得到阿根廷驻北京大使馆农业工业委员会发布报告的证实,报告说:2016年1-7月份,中国“在此期间没有从阿根廷进口大豆”。另外,阿根廷农业部紧急上报,在圣克鲁斯大坝暂停之后,一项关于牲畜出口的协议被冻结了。这两件事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在马克里下令重启大坝工程之前,双边政府协定存在违约风险,中国也将对与阿根廷的任何贸易协定设定条件。

  马克里这才发现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暂停项目的后果包括:立即归还已经支付的贷款,加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目前已经在现场的1500名工人将失去工作;使两国政府商定的130亿美元的融资总额和与中央银行的11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均处于风险中。马克里政府终于明白,他应该遵守国际贷款协议,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履行签署的协议,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进行双边谈判。

  阿资深外交家迭戈·盖拉尔(diego guelar),2016年3月被马克里任命为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直言不讳地说:阿根廷要坚持与中国做“伙伴”,而审查一词具有负面含义,如果非要说是“审查”,也必须是我们与中国的线上电子游戏的合作伙伴一起审查,与中国线上电子游戏的合作伙伴一起做出共同决定,而不是个人的决定。我们必须懂得尊重和谨慎,必须要尊重国际公约,如果我们不遵守与中国人的协议,美国或欧洲都会很清楚地看到。换句话说,一个可预测的阿根廷,遵守其国际承诺,忠于其外国伙伴,是我们必须充分遵守信誉的核心。

  在各方压力下,马克里于2017年5月14日访问了中国,参加中国举办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逗留期间,马克里介绍了将对大坝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一些修改,大坝的发电量将低于前政府最初的计划:从最初设想的1760兆瓦装机容量将减少到1290兆瓦。马克里在访问北京期间在中国社科院还发表了题为“中国和阿根廷友谊45周年”的讲演。

  阿根廷外交部长苏珊娜·马尔科拉(susana malcorra)陪同马克里前往北京,她向中国有关方面提交了大坝合同的修改文本(对原始合同的修改,无需重新签署),这份被修改的文件包括:大坝将原计划的11台涡轮机改为8 台,以防止对环境的影响;总投资额从76亿美元减少到40亿美元(后又调整为41.7亿美元);工程完成时间被推迟,从66个月延长至80个月;圣克鲁斯省将获得发电量12%的特许使用权。

  马克里政府在最后一刻的外交斡旋与谈判中,设法阻止了与中国的交叉违约。这其中有两个人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位是第一个警告如果马克里不遵守协议局势微妙的外长苏珊娜·马尔科拉,她坚持主张:“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也不能让阿根廷与中国割裂”,另一位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迭戈·盖拉尔,这位外交官被认为是中阿战略伙伴的推动者。

  2017年10月10日,孔拉水电站收到阿根廷能源部“复工”的信函。袁志雄在海外工作12年,是曾参与修建过国内外众多水库的项目负责人,他对记者说:“项目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10月停工了22个月,大大拖延了工期。葛洲坝集团修建了三峡大坝,具有国际声誉,水电也是继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第三张国家名片,此前葛洲坝集团没有拖延工期的记录。”袁志雄一脸的凝重与他心碎的声音,在我们相处的几天中时时都能感受到。

  2019年1月,马克里访问了圣克鲁斯孔拉水电站项目。圣克鲁斯是一个令他尴尬的地方,这里有被他停工的水电站,省长艾丽西亚·基什内尔还是水电站奠基人克里斯蒂娜的小姑子。“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同时发表公开的演讲阐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力,如果这一年不是大选年,可能不是现在的结果。”袁志雄对记者说。

  中国结构性力量与影响力

  2019年5月21日,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在圣克鲁斯拜谒他的政治导师前任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陵墓。他的来访对过去三年多遭受打击的圣克鲁斯来说是一股新鲜空气;2020年1月9日,克里斯蒂娜访问了圣克鲁斯河上的大坝工程;2021年6月17日,在费尔南德斯总统和所有部长的签名下,政府将原来的名称归还给圣克鲁斯水电站: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豪尔赫·塞佩尼克(nstor kirchner和jorge cepernic)。此时,这个从2015年2月4日开工的项目,由于暂停目前仅仅完成了17%。

  克里斯蒂娜访问圣克鲁斯后在推特上写道:“那个阶段的特点是抛弃和懒惰。最清楚的解释是,阿根廷政府30年来第一次承认它支付了1.3 亿美元的非生产性费用。”她说:这一数字超过了“建设连接埃尔卡拉法特镇和省府里奥加耶戈斯市的9号省道所需的1.2亿美元预算”。9号公路有192公里是碎石路,如果按照每公里投资大约62.5万美元计算,恰好需要1.2亿美元。

  目前发生1.3亿美元非生产性支出只是直接成本而非间接成本。经过四年的政治僵局和22个月的停工,nstor kirchner水力发电厂的只完成19.3%;jorge cepernic为27.1%;为阿根廷互连系统(sadi)提供传输的超高压线(leat)只完成了6.5%。所以阿根廷政府希望加快建设,最好是在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担任国家总统的任期结束之前完工。所以说,时间成本也意味着机会成本。

  另外,按照圣克鲁斯水电站设计时的估算,该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够为阿根廷增加15%的水力发电量(两个大坝年均发电量为4947gw/h),每年可为阿根廷节省能源进口12亿美元。水电站延迟竣工22个月,意味着阿根廷为购买能源多支出至少20亿美元。阿根廷过去十年能源形势的特点是国内天然气供应不足,通过进口液化天然气供应满足发电量的需求,减少发电量既减少能源自给又加大外汇支出,必然对阿根廷外汇平衡产生影响,这一波动性也会传导到整个经济领域。

  阿根廷圣克鲁斯电站的案例,是一个观察西式民主国家的政权轮替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窗口。

  所谓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变迁主要有三种类型,包括政府内部变迁、政权继承和政权更替。以阿根廷为例:政府内部的变化发生在同一总统任期内,只是影响外交政策的政治取向的变化。例如,1985年劳尔·阿方辛总统对外政策的“现实转向”;当执政党将政治指挥权移交给该执政党的另一名成员时就会发生政治继承,1983年以来阿根廷发生了四次政权继承: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连任(1995)、政治指挥权从爱德华多·杜哈尔德(eduardo duhalde)移交给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2003年),之后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移交给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2007年),以及克里斯蒂娜的连任(2011);当执政党或联盟将政治指挥权移交给反对党或联盟时,就会发生政治更替。这种政权更迭在拉美国家经常发生,通过选举领导人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方向,并传递到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外交政策。自1983年以来,阿根廷经历了三轮更替:从劳尔·阿方辛到卡洛斯·梅内姆(1989),从卡洛斯·梅内姆到费尔南多·德拉鲁阿(1999),以及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到毛里西奥·马克里 (2015)。

  政治更替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最大。2015年的政权交替改变了阿根廷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当马克里政府审查克里斯蒂娜总统期间签署的几项协议时,两国关系从合作变成了紧张,阿根廷国内政局的变化当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然而,因为受制于国际环境(马克里热衷参加tpp,但是特朗普终止了它)以及阿根廷短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制约,限制了马克里倾向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华倾向的行动,尤其是在阿根廷尚未走出主权债务违约,并要求利用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取消2011年建立的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这让马克里切身感受到中国的结构性力量与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影响力,也让他意识到上届政府为什么强化与中国的合作选择。

  马克里最终确认与继承了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过总统外交的高层互动弥合了之前的分歧,包括于2016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大会,两国首脑就解决分歧的原则达成了一致,以及在杭州举行的g20 峰会期间,签署了附加议定书。马克里总统访华以来,中阿双方合作的大门再次被打开,签署了中阿基础设施合作综合五年计划(2017-2021),这个新的协议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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